但有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，不愿挤在收容点里，自己带着盘缠在城中挨家挨户敲门，想租一间屋子暂住。

其中有一家三口——老父亲、母亲和女儿——从上海一路逃到吴县，路上走了整整四天。

他们原本住在上海闸北，日本人炮击闸北时房子被炸塌了半面墙，孙老爷被碎砖砸伤了腿，走路一瘸一拐。

一家人一路向西逃难，到了吴县时身上只剩下不到十块大洋。

这点钱在平日里租间屋子绰绰有余，但当时的吴县涌进了几万难民和三四个集团军的部队，城中每一间能住人的屋子几乎都被部队征用了，剩下的民房要么已经被逃难的人家挤满，要么房东怕惹麻烦，干脆把门锁上，谁来也不开。

这户人家的闺女不到二十岁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，手里攥着几块银元，一家一家地敲门。

天冷得刺骨，她的手指冻得通红，每敲一扇门都要站在门口等上好一会儿，有时候听到屋里有人走动的声音，门却迟迟不开，她就把银元攥在手心里，转身去敲下一扇门。

敲了整整一个上午，从城中心敲到城北，终于找到了一户愿意租房子给他们的人家。

房东是个开杂货铺的，姓周，家里有两间空房，平时用来堆货，现在货进不来了，就把屋子腾出来租给他们。

房租要了四块大洋，贵是贵了点，但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一家人已经感激不尽了。

孙老爷进了屋，坐在床沿上摸着肿胀的腿，连声说运气好，总算能歇歇了。

孙老太把随身带的几件衣物铺在稻草上，闺女蹲在灶台前生火，准备给父亲熬一碗热汤。

一家人还没来得及歇下，门外就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。

一个西北军的连长带着几个兵站在院子里，把院子围了。

连长姓马，是个粗壮敦实的中年人，脸上有一道从颧骨延伸到下颌的刀疤，说话的时候刀疤跟着嘴巴一起动，看起来凶相十足。

他叉着腰站在院子中央，扯着嗓子喊

“屋里的人都给我出来！”

周老板赶紧从铺子里跑出来，弯腰赔笑

“长官，长官，这是怎么的了？”

马连长一把推开他，指着那户人家住的那间屋子

“这屋里住的是什么人？有人举报，说这家人挨家挨户乱窜，行迹可疑，可能是日军派来的奸细。

来人，把他们都带走！”

话音刚落，几个当兵的推开周老板，就冲进了院里，开始搜索。

一个兵一脚踹开这家人住的屋子。

大喊

“找到了，在这呢。”

然后几个兵冲进来把孙老爷从床上拽起来。

孙老爷的腿伤还没好，被拽得一个趔趄摔在地上，疼得直抽气。

两个兵架着他的胳膊把他往外拖，孙老太扑上去拉住他的衣角，被一个兵用枪托拨开。

闺女从灶台前冲出来，跪在地上护住父亲，哭喊着说他们是从上海逃难来的难民，不是什么奸细，求长官明察。

马连长看都不看她一眼，朝手下的兵挥了挥手

“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都带走！”

孙老爷被拖到院子里，疼得满头是汗，嘴唇发白，额头上还鼓着一个被拳头砸出来的青包，喊了一声“冤枉啊”

就咳嗽不止，几乎喘不上气来。

母亲死死抱着他的胳膊不松手，被几个兵掰开手指，指甲在士兵的袖子上划出了几道白印。

那几个兵拽着他们往外走，邻居们躲在门板后面偷偷看着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。

这些当兵的腰里别着驳壳枪，凶神恶煞，这里的人没见过日军，但是这些兵也不是好人。

谁敢出头，谁就是下一个奸细。

闺女扑倒在孙老爷身边，攥紧了父亲领口上的布扣，怎么拉都拉不开，眼泪把蓝布棉袄的前襟洇出一片深色的水痕。

邓超正好经过。

那天下午，他奉陆诚的命令前往山地第一师师部送一份作战指令，坐在副驾驶座上，车子沿着城北那条不算宽的街道往前开。

街上稀稀拉拉地走着几个挑担子的小贩，路边有几个孩子在踢毽子。

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，直到他看到前方巷口围了一群人。

他的目光越过巷口那些看热闹的闲人，看见了院子里那个倒在地上的老人、哭喊着闺女和几个正往外拖人的士兵。

他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光天化日，城里的百姓的眼睛都在盯着，竟然有部队敢强行入屋抓人，打伤老人、拖拽妇孺，当街施暴。

这座城是陆诚的防区，是中央突击兵团的驻地。

在中央突击兵团的防区内发生这种事，传出去就是全军的耻辱，被那几个看不惯陆诚的人拿去嚼舌根更是后患无穷。

“停车。”

他说。